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悖论是，在中国，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、没有资本才投资。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，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、才创业，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。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，两手空空，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初始资本：一，自己家里人的积蓄；二，“欺骗”和“抢劫”—“骗”可以重复三五次，而“抢”也就一两次，不可重复，创业过程就会中断；三，借钱，债主给出时间，借债的付利息，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，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。
男人很享受东奔西突的感觉，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着，感觉最好。
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，我特别体会到没有时间，没有是非，没有空间的侠的意境。我们在戈壁滩上，坐在牛尸骨架子上，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，旁边熬着汤，热气泛起向天空散漫开去，我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像金庸小说中的侠，好享受。侠一定是自由的，没有身份，没有时间，一切皆随心性。心到人到，侠想杀一人，想救一人，全凭心性。侠一定是“胡作非为”的。
我们那时走了13个城市，到哪儿都不带钱，哪儿都有兄弟，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，虽然钱都是借来的，但那种感觉很好。
“原罪”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、高暴利、高风险，结果只能是“以老板为市场，以银行为客户，以笼络为管理，以调账为经营”。所以，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。
非常感谢的是2005年去世的王鲁光，他告诉我要“守正出奇”，现在我办公室墙上还挂着这几个字。在最难熬的日子里，这四个字提醒我不要老想着弄热闹事，要控制住基本面。古法说奇正之术交相为用，一个人老是出奇，奇多了就成了邪，要以正合以奇胜。我以这样的心境看老庄，不看表面强悍的书（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），看终极强悍的书（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）。老庄其实是很强悍的，比如欲擒故纵、为而不有。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，没有老庄强悍。
我们经过28年，靠一代人的时间，实际上已逐渐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市场经济。那怎么建立的私有财产呢？一定是第一代人相对来说有一部分“原罪”，第二、第三代人就没有了。第一代人叫“原始积累”，第二代人叫“资本积累”，以后就完善了。所以我们要有历史的大智慧，那就是宽容，这实际上不仅是宽容某些民营资本，更是在宽容改革开放中所付出的代价，也是宽容过去管理经济的旧政策与僵化的体制。因为只有允许民营资本经过五到十年这样的原始积累，我们才能够稳定地过渡到现在的市场经济。如果连这个智慧都没有，我们就等于自己把社会进步的路子堵住了。
通常我们对“钱”的认知比较简单，其实“钱”本身有很多很多的特性，它跟人是一样的，有性格、有年龄、有气味、有性别，另外有是非、有短长。我们做生意的人特别要知道钱的是非。很多人因为钱坐牢，很多人因为钱光荣，所以懂得钱的是非是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，甚至作为一个公民都特别要小心的一件事情。
所以，目前最难处理的全都是这些处在法律边缘上的问题。如果不清醒的话，随时都可能被扯进去。从万通最初开始，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就像王石说的，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，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就是要在中国特别复杂的社会制度变革当中弄清楚钱的是非，不清楚的时候宁愿不要，或者把它放在中间状态。
钱的是非有两种，一种是法律性、政策性是非，这是比较刚性的：还有一种是道德的是非，属于软性的是非。比如说碰见弱势群体，你个人又力所能及，帮助不帮助，这就是道德上的是非，不帮助其实也不犯法，但是你会被别人认为麻木不仁，面临道德的压力；所以道德的是非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你怎么用钱，怎么花钱，怎么看待钱，在道德的取舍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。一个人在这个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他一生怎么把握金钱和自己的关系。
人一生的三个钱包
人（扩大说也可以指一个公司）一生会有三个钱包，他可以使用三种钱。一个是现金或资产，这些东西是物化的，可以看到。比如在银行存了100万，还有100万房产、100万股票，这是一个钱包，是可以计算的钱包。多数人每天在算的就是这个钱包。第二个钱包是信用，别人口袋里的钱你能支配多少。比如我给某某打电话借100万，结果下午钱就到账了。虽然这个钱在法律上是不属于我的，但是我能支配的，这种钱比较难度量，它是抽象的、虚位的。在你急难的时候，你可能借到这笔钱，这是信用的钱包。第三个是心理的钱包，有人花100万，觉得挺少的，因为他有一个亿；有人只有10000块，花了9999块，心想完蛋了，要破产了。同样一种花钱方式在不同情境、不同心态下，你感觉钱的多少是不一样的。比如，在困难的时候，一块钱对你而言可能顶100万；当你有一个亿的时候，就觉得100万也似乎不是钱，尤其是在和平环境、生活无忧的时候。
所以，人一生就在不断翻动着这三个钱包里的钱。第一个钱包里的钱是最容易度量的，也比较易于管理，就像煤球，踢一脚就踢一脚，脏了烂了反正都是那么一堆。第二个钱包是最难管理的，信用资产是飘在天上的氢气球，它可以飞得很高，但也很脆弱，一扎就爆了。所以越伟大的公司，越害怕投诉，越害怕有人扎他的“气球”。好的公司好的人用了别人的钱，用得多了也自然有人要监督你，所以第二个钱包轻易不能打开；但是不打开调动的资源又有限；资源调动得越多，信用越大，你也越脆弱。所以，公众公司容易被丑闻打倒，而私人家族公司反倒不怕。第三个钱包实际是心理感觉。有两种感觉决定钱包的大小，一种是情境的变化，顺利和困难时支出钱的多少会让人有心理反差；第二种取决于钱的稀缺程度和它在你心里实际占的比例，而不是绝对的花了多少钱。同样都花100块，一个占50%，一个占10%，是不一样的。人一生在调配钱包的时候，实际是每天都在算三个钱包。做一个好的企业，是要放大第二个钱包，调整第三个钱包，守住第一个钱包。守住第一个是根本，放大第二个来促进第一个钱包的增长，最后是调整心理预期和实际的风险控制，不让自己处于高风险的地方，让心理钱包总是很平衡。如果预期脱离实际，你的心理钱包老是不稳定，就会做出急躁的决定。
第三笔一定是靠智慧的，企业创造的商业模式在资本市场得到投资人认可，你的回报就可以预期，比如阿里巴巴，当时没挣多少钱，但人家认为未来不得了，就同样会给一笔可观甚至疯狂的奖金（股票溢价）。
想挣钱多往美国跑跑，没坏处；想看钱去欧洲；想花钱就在亚洲待着。
所以一个地方、一个企业、一个个人，你想找来钱就必须回答这三个问题：第一保证看住钱，不会被剥夺；第二能挣钱；第三有风险的时候随时可以走。
钱很聪明，因为钱心跟着人心走。钱本身不说话，揣着钱的人在说话；钱没有判断力，但它后面的人是精明的。而有钱的人往往也是经过多少次博弈，他不一定最聪明，而是在博弈的过程中有很多经验、体会、智慧的积累，使他变得非常敏感。
所以在中国研究面子，最后就是在人情世故中学会找面子，你有面子别人也会给你帮助。面子还有一个特点，它是可以等价交换的，是可以流通的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到我这里也可以打折，就是面子在流通。面子还可以储存，我老给你面子，到时候你也会给我面子。面子最终落实到经济利益上，会跟钱发生关系。
总是尊重别人，把人家放到台上，你在下面，“善处下则驭上”，这样你在社会中就可以比较好地发展自己。
在中国，有钱人是无所畏惧的，穷人更是无所畏惧的，没有敬畏之心。没有敬畏的情况下，有钱人就不自律，抢钱的人也不自律，于是大家在钱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恐惧，也没有崇高的感觉，认为钱就是自己的，不是上帝的。中国人进庙是为了把钱拿回家，求安生，保佑发财。西方人进教堂是要捐掉钱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，让中国不太容易建立起对钱的正面的道德评价系统。
我见过索罗斯，他曾经有个经营哲学叫市场心，说的实际上就是人心。财的聚散有个“心”在里面，心和人有关，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最终都是先研究人心和制度，反过来才能驾驭金钱。
所以花钱很多，并不一定会有幸福。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能否增加自由，增加快乐，增加安全感，增加被尊重的感觉，增加一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感觉。所以在花钱与幸福之间要找到一个点，既把钱花出去了，又备受尊重，就会很满足、很有幸福感。盖茨应该说很懂得花钱的艺术，他把几百亿美元捐出去，在全世界花掉这笔钱，但他生活本身并不奢侈。我有一次在博鳌大排档听到老百姓评论盖茨，就像我们评论一个领导干部那样，说：“盖茨这个人真好，人家平易近人，下了飞机也不要政府接待，自己就直接到会场去了。人家这么大个老板（笑），他完全可以搞得很夸张啊。因为在中国他有企业，有车，也有人，但是他并没有声张、铺张，很炫耀的那样儿。”盖茨花钱就赢得了尊重，他就找到了花钱和幸福之间的一个平衡，达到了被人尊重和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目的。
我们通常挣钱的速度像散步，欲望的增长却很快速.
要坚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安排钱的使用，而不是等到死了以后，因为死了以后钱可能沦落到一些无能的人手里。
伟大是管理自己，不是领导别人。——冯仑
“伟大是管理自己，不是领导别人”—-向伟大进发